自我放逐

                         新地方：http://brq.blogbus.com/#

                         有兴趣的朋友也不妨来这里玩儿。

摘要：我的父母都是研究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在我很小时，他们偶尔会提到郭沫若、钱学森、李四光，口气很平淡。在报上看到钱学森那篇关于粮食高产的文章时，我父亲轻声说了两个字：荒唐。我的印象是，他们都是某种大人物，高高在上，与毛泽东、周恩来有特殊关系而已。　查看全文

摘要：十年来，我一直想要到山西的历史文化名城忻州去看一看。它虽不是我的故乡或工作求学之地，那里也没有与我沾亲带故的人，但我常常会想到它。我饥渴地读过关于它的许多文字，甚至连只言片语也不肯放过。只要一合上眼，我的眼前就会幻化叠映出它的街市城楼和历代名人贤达。作为海外游子的我，曾经想过到忻州去生活一段时间，哪怕是短期的也好，但当时朝九晚五的工作不允许我成行。每次碰到从山西来留学的人，我总要问打听关于忻州的消息。在我的心底，忻州是与一座与我的生命结下了不解之缘的城市。　查看全文

      像所有中学生一样，在我的中学时代，我的耳边也总是萦绕着几个“名人”。这些“名人”通常与我们所在的学校有关，因为老师的不厌其烦，总算让我们“记忆深刻”。比如这位校友，由于学业出众，中学毕业考上了北京大学。在我们那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出了一位北大的学生，当然是一件值得多年来被人不断津津乐道的事情。虽然他上北大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恢复高考制度若干年后依然被学校和老师当做一份光荣，用来鼓励我们这些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关于这位校友有据可查并被广为传播的轶事是：一次他父亲揍了他一顿，他因此愤愤地抛下一句话：十年后看你老子的著作！我那时除了敬佩他话语中的雄心壮志外，更敬佩他敢给自已的老子当老子。
     实际上，我对位名人校友所知道的仅此而已，直到这个名字与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文坛巨匠老舍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在《读书》杂志以及其它报刊中看到过杨沫和浩然写的文章，他们在文章中回忆老舍先生在“文革”中因不堪忍受毒打及精神折磨，自沉北京太平湖时，都提到了这个我曾经熟悉的名字。
     浩然写道：“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写材料……听到有人告诉我侯文正带着红卫兵进了院子，大喊大叫让人们到院子里集合。”后来他在一次采访中继续指证说当时是“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 扬沫也在文章中说，侯文正在“八二三”那天打电话调红卫兵到文联造反；把老舍从人群中揪出来；亲自批斗老舍，问他挣多少钱；老舍被从孔庙拉回文联以后，已是晚7点多钟，但侯文正依然不让大家走，对老舍进行了新一轮的批斗。
     侯文正后来辩解说：“1966年8月23日上午，我的确到过北京市文联。”午饭前，看到文联院里有好多人，听说是抓萧军。“我出于好奇很想看看萧军本人，但等了约摸三五分钟，也没有看到抓萧军出来，就离开文联返校(北大)了。” “当天批斗老舍和其他人是我离开文联后发生的事，因此并不知道。”
     在山西省核查“三种人”的过程中，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对该事件进行了调查。审查结论认为：“八二三”事件不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而是几件极“左”行动偶然发生在一天的巧合。“通过调查了解未发现一个总的负责人。”对于这个结论，我看到许多人写文章表达他们的不同看法。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我家乡的“名人”候先生文正的事。

 
     去年以来，我需要经常往来于我工作的城市与父母亲生活的所在地。两地之间的距离大约二个半小时的车程，火车会时间略长一点，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会选择坐火车。坐火车的好处是可以不受干扰地读书。这样，我会常常在包里放一本书，以便随时动身的时候不至于把这件事遗忘。我发现，火车上读书有着异乎寻常的效率，因为我们平时实在难得有二三个小时的整块读书时间，而且火车上很少有什么事分散我们的精力，通常我们所遇到的是陌生的面孔，不需要寒喧，打招呼，我们上来就可以大模大样地打开一本书读起来，直到到站下车也不会有人打扰。

     去年，我在包里放的是唐德刚先生的《胡适口述自传》，也就是几个来回， 我把这本书完完整整地读完了。然后是龙应台女士和儿子的《亲爱的安德列》，以及现在这本《亚洲腹地旅行记》。《亚洲腹地旅行记》是我在一次打折书市上买到的。原价48元，我花了一半的价钱。这本瑞典人斯文-赫定所著的著名的旅行记是一本跨越时空的书。“驼铃、海洋、庙宇、宝库，在生动视觉与经典文字中一一复活”封面有文字介绍说。上个周末，我带着这本书在火车上，也经历了一次小小的旅行——在这个旅行中，我随着斯文·赫定的驼队进入戈壁，发现楼兰，寻找罗布泊，翻越喜马拉雅，体验了他长达40余年的探险故事。

    “真是很难想象我在幼年时志向就很明确了，我一直引以为傲。”1865年，斯文赫定诞生于瑞典首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家庭和早年经历与大多数欧洲人的家庭和经历没有什么过多的不同。19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他有了与众不同的独特感受。西方地理学界，也许可以说是整个知识界已向地图中的空白点宣战，征服极地的船队；单枪匹马的无名之辈，因为测绘了一条热带雨林中的河流或标明某个处女峰的海拔高度可以一夜间扬名天下。呼吸领略了这样的氛围，使斯文赫定对未知世界有一种执著的迷恋：“我对自己说：‘将来有一天也会这样回来’”。

    “亚洲——这神奇的土地。还没有动身，我的脑海里已经听到了里海汹涌的波涛，沙漠上悠悠的驼铃声”。1886年，斯文-赫定利用一次工作的机会，完成了他在亚洲的首次旅行。19岁那年，他有机会到遥远的巴库做家庭教师，这正是他所希望的，就毫不犹豫的踏上了离乡之路。工作结束后，他以所有的薪金为路费，到波斯及中东进行了首次考察旅行。1890年4月，斯文赫定再次踏上远赴中东的征途。开始了在亚洲的第二次探险旅行。

     1890年12月，他由俄国进入中国新疆省。斯文-赫定在书中记述了当时喀什有基督教传教士和基督徒的情形：“这些出色的妇女以及那教堂传出的悠扬钟声，把喀什噶尔那黄灰色的天空下的单调一扫而空。”我的基督徒身份使我对这样的记载更感兴趣。不过在那些图片中看不到有教堂，所以我怀疑那是指清真寺的钟声，因为有迹可寻的只有清真寺的图片。虽然斯文-赫定在书中说他遇到了荷兰的传教士，但也提到“他的卧室里挂着十字架，全当了礼拜堂”。

    1899年，斯文赫定在新疆进行了第二次考察探险。1900年，由于一个偶然机遇，他发现了楼兰古城。他说：“楼兰城以及我在那废墟中幸运所得的发现足可以编成一整部书，但是现在我只能用少量的篇幅叙述这坐古城”。在谈到楼兰的衰败时，斯文-赫定说：“当城中战云密布时，官吏们并没有忘记公家的责任。他们仍在尽心尽责，在战火中写完他们的报告。这些中国人的品行和勇敢精神令人感动”。他引述中亚研究者康拉德的话说：楼兰文件是一种叙事诗，是用世界历史的重大，狂暴，黑暗的背景描写的世情画。

    1907年，斯文赫定第四次来中国，这一次目标是西藏。

    1926年的冬天，斯文-赫定再次踏上中国的大地。这次他带来了一支由瑞典人、德国人及丹麦人组成的探险队。本次考察由中国瑞典双方共同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另一些吸收了五名中国学者和四名中国学生。1927年5月9日，斯文赫定和徐炳旭率领一支空前规模的现代化科学考察队离开北平，前往中国西北。

    1933年10月21日，斯文赫定等受当时南京中央政府铁道部门委托，对勘测考察修建一条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动脉的可行性。 一九三三年夏天，斯文赫定提出了优先考虑新疆的问题，其具体措施，首先是修筑并维护好内地连接新疆的公路干线，进一步铺设通往亚洲腹地的铁路。这次整个考察活动经历了八年时间。其间的经历都忠实的记录在这本书当中。

    “现在我一生的最好时光落在我后面了”。当回忆自己一生的经历时斯文-赫定这样说。但我们通过他写下的探险故事也经历了作者生命中最迷人的时光，一切未知的历史，神秘的险境，时光交错的当下与现实显现出一个历险者生命的光彩。当我徜徉在文字的构成的历史与现实之旅，我体察到了我个人生命中从未觉悟到的东西。而斯文-赫定用他的生命和文字扩展了我生命的世界，我间接的享有了他曾经历的所有。这就是一个探险家的文字与一个虚构作者的文字之间的不同。斯文-赫定是幸运者，他没有在九死一生的探险之路中倒下。而对于我们，他的幸运是我们更大的幸运，我们籍着他不朽的文字经历了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事物，无论是已经是消逝了的历史，还是当下存在的过去。

　　

“只有杰苏阿尔多杀人时，他才能严肃地作曲。”斯特拉文斯基说。那意思想表明的是，杀人与作曲这两种职业有内在的情感联系。

意大利维诺萨的王子唐·卡洛·杰苏阿尔多(1561?-1613)是文艺复兴时代晚期的一位音乐家。他的音乐创作充满狂暴诡异的风格和多变丰富的表情。历史上流传着这位艺术家的杀人故事，远胜于他音乐创作的名声。他的作品与自已的人生一样，被爱、欲望与死亡所占据。在当时，杰苏阿尔多并没有他后来有名，20世纪开始，他的音乐才重现天日。他特殊的音乐风格使后来的斯特拉文斯基等音乐家成为死心塌地的“粉丝”。

牧歌是文艺复兴时代一种音乐形式。杰苏阿尔多最有名的创作就是他那六册的牧歌集。运用半声音阶转换和大量独特奇异和声是他牧歌创作的主要特色。十六世纪的牧歌使用“字画”的表现手段，就是让音乐最大限度地描给歌词所表现的内容。这种手法在杰苏阿尔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一个杀人者是没有人生希望的人。当牧歌响起，有怎样的灵魂在绝望的死荫之地呻吟？我能想象在音乐中纠缠的挣扎的呼号，迫切想得到救赎的罪人的良心。但音乐不是，艺术不是，唯有在那至高的永恒者赐下救赎的恩典里。

 若没有爱，艺术有什么用？音乐有什么用？

 在英国音乐专栏作家诺曼-莱布希特所著的《音乐逸事》一书中，记录了杰苏阿尔多杀人的事：

 

 杰苏阿尔多的妻子是贵族玛丽亚·达瓦洛斯，她结婚只是为了找个丈夫而已。由于没有得到丈夫的垂青，她为自己找了一个骑士情人———安德利亚公爵。当杰苏阿尔多发现后，他换掉了妻子房间的门锁，然后假装去了乡下，他的妻子就让情人晚上前来幽会。等到他们就寝后，杰苏阿尔多悄悄回到了城堡。他带上了武器来到妻子的房间，砸开门，用两把枪打死了公爵。然后，杰苏阿尔多开始用锐器折磨他的妻子，她不断哀求，并要求忏悔，但一切皆是徒劳。最后她被床单盖住头而结束了性命。

在杀了两个人后，杰苏阿尔多被一大群恶魔困扰、折磨。许多天来他都得不到片刻宁静，只有每天让10个年轻人狠狠地鞭打他三次，他才会展开笑容。

 

我们不能想象出每天被10个人鞭打三次就竟是怎样一种情形，但我们知道，这个人已经活在人间地狱里了。

他的音乐救不了他。

摘要：事實上，正是自由推動了人類的進步，推動了人類社會度過了自己的短缺時代；今後，自由仍會推動人類平衡自身在生存發展中的危難。我們看到，所以 古往今來的歷史名勝中，為人類文明、為大眾紀念最多的是那些爭取自由解放的平凡而又偉大的個體。他們之為後人紀念，因為他們比自己同時代人更多自由，更具 美德，更有生命之美。他們幾乎絕大多數死于戰爭、監獄、貧病交加、暴政的壓迫，但他們追求自由本身，即獲得了自由。如曼德拉所理解到的，自由就是他們的報 酬。我們也可預言，文明社會會有更多的個體由自由民演變自由人，成為自己的王者，通達天地人之間，通達靈性和物性之間，個體和整體之間；從而為文明的進化 提升做出貢獻。 　　伏爾泰常被援引的一句話，大意是︰我反對你的見解，但我要用生命捍衛你發表這見解的自由。這是為自由而戰。自由需要有人為之而戰，自由的身心需 要我們為之而戰，十八世紀如此，現在仍然如此。不僅為我的自由，而且為他的自由而戰。不僅為外在的權利而戰，而且為身心的自在而戰。 　　自由的中國人，為自由而戰！ 　　　查看全文

摘要：二、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把本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野夫先生。 三、土家人野夫出生于湖北利川，这个偏远山地的60后生人有着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血统，父族和母族则为现代中国革命的两大革命党裹挟，命运无能自主而颠沛造次。终极追问、身份认同和归宿……因此跟野夫先生相伴，至今无解，在索解中也成全了野夫。　查看全文

      我们愉快地站在暮春的溪水中，看那些泥鳅的子孙们如何心慌失措地四散奔逃。“鱼精精”是我们对这些出生不久的泥鳅们的称呼。进入农历四月份，城南高大的城墙外边，一条小溪静默地流淌着。这个时候，那些“鱼精精”大量地繁殖下来，遍布整条溪水及周围的沼泽地带。而鸟儿们大概是最早察觉这一信息的生物，它们呼朋唤友，聚集在溪水边，用嘈杂而喧闹欢呼声庆祝自己在这个季节里最丰盛的宴席。
      我们穿过城墙下边的排水洞，这是这个方向通向城外的唯一通道。小城的地势呈西北向东南倾斜，位于城南的排水洞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地理特点，使这个小城在我的记忆中从未遭遇过洪涝之灾。做为城镇排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排水洞深藏在城墙底部，虽然它的宽度和高度足以容得下一队士兵，但外来的侵犯者还是不易察觉。小城的城墙在完成了它们几百年的防御作用之后，现在开始逐渐被拆毁，城砖和黄士成为人们的房屋和猪舍的建筑材料。
      我们来到了溪水边。那里的鸟儿们极不情愿地躲避开，然后在远处落下，大声地发出抗议。我们挽起裤腿，小心地探脚在水中，那些“鱼精精”们受到惊吓，箭一般四散射去。这激起了我们莫大的兴致，几十只小脚乱淌一气，赶逐那些小生物们纷纷钻入泥士和石头底下。溪水在我们的扰动之下，变得一片浑浊。我们不得不在水中停下来屏息不动，使溪水重新清澈。当平静下来的时候，那些“鱼精精”们开始探头探脑。它们小的像线头一样，大些的也不过半截火材棍。
捕捉这些小生物们极其容量，也不需要任何工具。我们把双手掬在一起放入水中，这些小家伙们便不知不不觉游在我们手心里。我们捧起来，看它们惊慌地四处碰壁。后来，我见到有人将它们养在自家的水缸里，长大像筷子一样长，火腿肠一样粗。
      我们对这种狩猎游戏慢慢有些失去兴趣。这时有人说了句：“看！”我们便看去。这家伙把双手捧到嘴边，仰起头，让水和手里的东西慢慢流到了喉咙里。我们并没有太大的惊异，在我们那样的年龄里，我们已经干过了无数匪夷所思的勾当。只是见他的喉结动了一下，然后抹了一下嘴角：“我把它喝啦！”
      一个人干了什么，其它人也要跟着干，这就是我们那时的公开规则。我们一个个捧起双手，仰起脖子，水和里面的东西便进到了肚子里。有几个伙伴好像干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双眼放光，满脸通红。那情形等我长大后在一部二战记录片里见过：一群战争中的日本飞行员，双手捧杯，一饮而尽。
      当我喝下那些“鱼精精”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只是我心里的疑问当时没有说出来：它们在我肚子里长大了怎么办？
      现在，我没有忘记我肚子里有一条鱼。

     每一天早晨，我总是沿着相同的线路慢跑。起床，下楼，拐向一个通衢大道，向北大约两公里，是城市里的一个公园。沿着人工湖，或跑或走，三圈或者两圈，然后折返。这是个固定的程式，就像生活中的大多数日子一样，平淡无奇，一成不变。
     起止时间会因着季节的变化有所不同。现在是早春二月，清晨六点天色已朦胧，我会在相同的时间起来清练，直到再一个冬季重新开始。
     冬天最好的时光是在一夜下雪之后。空气在那时清洁而略微潮湿，在没有人迹的道路上，铺上了洁白绒毯的大地望不到边际。当脚踏向地面的一刹那，我有一刻犹豫，但当左脚或右脚迈出第一步时，所有的担心即刻烟消云散。只要避开那些道路上的坎坎坷坷，两脚用力均匀的踏在地上，让你跌滑的危险既可降低。这时候道路上人车罕至，没有通常雪后的那种因脚踩车辗的坚硬与湿滑。你可以让每一步踏在松软而踏实的地面，耳边响起有节奏的声音。这声音温柔而体贴，它甚至可以随心所欲的任你变化，让你觉得这世界终于因为你的存在而有所回应。整个冬天是一个没有色彩的季节，只有雪天是个例外。世界因着一场雪而变得如此简单，仿佛只有两种颜色，非黑即白，状如黑白照片。
     进入农历二月某一天清晨，我发现道路旁的池塘在一夜之间消融，农田不再坚硬。我在公园枯黄的草坪上附身看去，有零星的绿草探出它们怯生生的头颅。而人们一如既往的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肉体感受着这个世界的变化。当气候使人们感到不必忍受凛冽寒风的时候，晨练的人们一天天多起来。
     我依然在公园沿着人工湖跑圈，就像一头勤恳的毛驴围着磨盘疾走，只不过半径放大到千倍。全神贯注于身体运动的人们如同默片时代里的电影镜头，做出夸张怪异的姿态，直到一声发自身体的原始声音打破清晨的沉默。人们的吼声成为晨练的的部分，并且有着极强的传染性，直到此起彼复。我对如此简单的抒情报以会心的微笑，但并不打算回应。我在那些原始粗犷或尖利锐耳的吼声中依然可以体会到生命的热情，这些不加掩饰的声音所唤起的生命躁动是犬吠或鸟儿鸣唱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它出自上帝创造的有位格的生命。
     我决定歌唱。
    “看哪海浪轻轻荡漾，心中激起无限幻想……”当我竭力模仿帕瓦罗蒂的时候，我的庄重一定可笑至极。当我唱出《重归苏莲托》的第一句，一位从容大方的年长妇人对我领首含笑道：“你唱的声音很好，多唱可以坚固牙齿，开胸顺气……”我顿时大笑，弯下了腰。我没有告诉她，在几年前，我张口可见的牙齿在一次车祸中消失，现在几乎一半的假的。但我从此不再羞怯，模仿的对象从帕瓦罗蒂，多明哥到盲歌手安德列-波切利。特别是后者，我在一盒CD的封面上看到他虔诚祈祷姿态，心动不已。他有一付被“上帝亲吻过的嗓子”。
      现在，我不模仿任何人。我只唱《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
　　我罪以得赦免。
　　前我失丧，今被寻回
　　瞎眼今得看见
　　
　   如此恩典，使我敬畏
　　使我心得安慰。
　　初信之时，即蒙恩惠
      真是何等宝贵
 
　   许多危险，试练网罗
　　我已安然经过。
　　靠主恩典，安全不怕
　　更引导我归家。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
　　我罪以得赦免。
　　前我失丧，今被寻回
　　瞎眼今得看见。

  “我，还有其他许多人都是被打动我们的书引进了书店，原本只是打算呆一会，但我们却长久的留在那里”。本书的作者美国人刘易斯-布兹比在书中写到。这位先生因为痴迷于于书籍而从事书店行业达17年之久。在《书店的灯光》一书中，他为我们写下了自己关于书与书店的美妙感受。
     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书的封底印上了北京万圣书园墙上的一句话，出版者的创意如同读者之间会心的一瞥，增添了无比的温馨。在去年农历岁末一个阴霾的日子里，我在一家常去的书店里发现了它。封面上的书架如此眼熟，多么与我曾经有过的相似，当我看见书名，几乎不假思索地收入囊中。这是一本随时可以读上几页的书，是一本爱书人写的书。刘易斯写道“十一月，一个阴雨的星期二，临近黄昏。我喜欢在这种时间逛书店——下午短斜的阳光和此刻的安闲将一切拉近了：书架，书，还有在狭窄过道里埋头寻书的三两顾客。柜台里，一个店员对着橱窗发呆，在黄昏高峰来临稍事休息。我来找一本书……”。这是不是每一个爱书人曾经经历过的场景？在如此熟悉的描摹中，你的脉博会不会加速跳动？“我去了城里的数家书店，尽管那里有成百上千种图书，却没有找到可以抚平我的冲动的那本。我并非无书可读；我的床边有一摞没有读过的好书，更何况我的客厅里还有成架的书打算再读。恼火的是我发现我渴望的是“下”一本，但我又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不再试图去分析这种渴望；我屈服于折磨我大半生的痴书症已经很久了。我明白这种“病”况，感到不久就将有所斩获。”这难道不也是我们所患上的病？当刘易斯说书籍是通向自己的过去的鲜活记忆之门，那些强烈的阅读印象起源于某一本书。比如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时，你怎能不怦然心动，在自己的脑海里搜索起早年的记忆？因为爱书而终身与书店结缘，岂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随便哪家书店，我总是充满一种静静的兴奋。按理我不该如此：我在书店度过了大半生，当过书店店员，也做过出版社的销售代表；即便我退出这个行业后，仍然是个不可救药的书店常客，每周至少要去书店五次。难道我还不厌倦吗？可是，在如此恬谧的早晨，书店陈列的整整齐齐，书架清洁并充满希冀。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家商店——当一家书店开门迎客，世界的其他部分也随之而来。”当然，不是所有爱书的人都会从事与书相关的事业，但当读书成为一种终身的习惯时，书店就与我们的生命习习相关。
     从书到书店，这几乎是刘易斯生命经历的全部。做为一个与书店打交道17年的爱书者，经营者和图书发行人，他给我们写下了许多关于书及书店的故事与感受。
   “我一直认为，图书承载着我们的思想和想象，使它们充实人间；一个书店就是一座城市，我们日臻完善的精神自我居住在其中。”
   “伊利亚斯•卡内提（Elias Canetti）曾将咖啡馆描述为我们 “在人群中独处”的地方，我一直认为这句话也适合于书店。这种独处和会聚实在是可爱的搭配，就好像书店在消解图书的孤独。
   “书店的吸引来自诸多层面，所以我们必须静下心来。我们在其他顾客中穿行，细细地浏览书架，感觉敞开的门外一阵细雨掠过，一时间不太确定我们究竟要找什么。找到了！在桌上的书堆里，或是在书架满是灰尘的最下层，我们偶然发现了它。这不过是一本寻常的书。这种书可能印了5000册、5万册，甚至50万册，但这一本就像是专门为我们定制的。我么翻开第一页，于是宇宙也随之开启。”
　“当然，我不仅仅是为买一本新书而去书店。逛书店本身令人兴奋，我知道我想呆多久就可以呆多久。书店的潜规则与其他零售行业不同。虽然书店多为私人经营，却重视公众对时间和空间的要求。书店不限制你的逗留——它本身就是供人流连的地方，时间长短由人自便。书店的这种行业性的闲适部分来自它所销售的商品——书不是那种急功近利的产品，他们需要时间；写书很慢，出书很慢，读书也很慢。一本400页的小说也许要数年才能完成，出版的时间可能更长，即便买回家，读者也许隔上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才会坐下来读上几个小时。”
   “书店向来是交换时代思想的市场，在塑造公众话语方面起到促成的作用。书店经常是捍卫言论自由权力的阵地。”
   “书经久耐看，可以用而无损。书不需要燃料、食物或服务；它既不会自己弄脏也不会闹出动静。书可以反复读，然后传给朋友，或再卖掉。书不易碎，不怕冻，沾满沙子也照样能读。即使掉到浴缸里，晾干了，就万事大吉。如果书脊开裂了，书页掉了，只要在一阵风光顾前将它们整理好，用胶带粘上就行。书的平民性质中最重要的是：除了识字外，看书不需要其他特别的训练------”
    关于书和书店，有谁比刘易斯写得更好呢？在这个冷寂的世界里，“书籍是朋友,我们并不孤独”。

 

摘要：晚上七点，四个村民来看传教士们，告诉他们太原的消息：那里的传教士们都被杀了，是在星期一被杀的。他们从法尔定的房子出来，被领到衙门附近的房子里，山西巡抚毓贤也到场了，他们一一被杀。没有人在屠刀面前畏惧，他们平静地走向侩子手，甚至没有一声争辩，只有几个幼童看见他们的父母倒在血泊中时吓得哭起来了，但没有一个孩子幸免于难。太原的新教传教士中，洛维特太太是最后一个被杀的，她怀里还抱着幼小的杰克。只有她在被杀之前，为那些平静受死的传教士，包括自己被杀的丈夫，也为自己喊出一个谁也不敢回答的问题：“我们到中国来，带给你们的是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我们并没有人害你们，所做的是为了你们的好处。为什么要如此待我们？”行刑的士兵一声不响，第一刀落在她的脖子上，但砍的不深，她没有死，只好再补上一刀。婴孩杰克随后也被杀了。他们被杀之后，又有天主教的十二个人被杀。同天被杀的还有内地会的一对传教士夫妇和他们的孩子，还有外地押解来的一些传教士。连六月二十七日被烧死的爱蒂丝在内，在太原府殉道的共有四十六人。　查看全文

      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又到了每周一次的学习时间。我一直在想，能不能让我们有限的学习时间成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就是说让我们的学习能够帮助自已打开眼界，接受更多更好的文化信息，来认识了解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我想，如果有这样的途径的话，那么读书是最好的捷径了。所以今天我们不妨利用这个时间开一次读书讲座，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本书。
      大家知道，无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出版一本书都会在书的封面上印上作者的名字，然后在序言或前言中写下出版该书的主旨。从这一点来说，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很奇特。它从开始到结尾就是六十六卷的内容文本。它在世界上已翻译成二千二百三十三种语言。据它的国外出版机构说，仅在一九八九年一年之间，这本书在全世界就发行了七亿册。在亚洲，它的发行量也同样巨大。1996年2月18日的韩国中央日报说，圣经在韩国销售量为第一，已经销售了六千多万册（全国人口是4千多万）。这些是1996年的报纸上刊登的，如果是现在的话，我想会比这个销售数字多得多。前几年，国内有关机构说，这本书在国内的发行量为每年大约二百多万册。但是你在所有的新华书店都买不到。那就是说，在这个国家，它不准公开销售，它二百万册的发行量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2009年1月21日，看过电视转播的人都记得，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会山庄的阳台上，手按一本书向他的国家庄严宣誓就职。事实上，历届美国总统都是这么做的，而奥巴马按手在其上的这本书，正是林肯于1861年就职时所使用的那本。
      说到这里，在坐的可能有的已经知道了，这本书就是《圣经》。
今天给大家介绍《圣经》是从文化的角度来阐释的，我仅仅是把它当作一本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书介绍给大家。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信仰者，就是基督徒的话，他会说文化根本没有资格解释《圣经》，相比信仰来说，文化是一种更低层次的东西。事实上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离开信仰谈《圣经》，起码是不完全的。在介绍这本书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一个青年人由于他的家乡内蒙遭受了旱灾，草场枯萎，庄稼欠收。在饥荒的逼迫下，他只好背井离乡“走口内”，来到晋西北谋生。在坐的大家可能只知道山西人在过去的年代里“走西口”，却不知道“口外”人走“口内”。“走西口”也好，“走口外”也好，其实就是寻找生活的出路，就是流民迁徙。中国是一个灾变频繁的国家，一有天灾人祸，人们只能逃到相对容量谋生的地方去。于是，这个年青人就来到了现在我们忻州市所辖的宁武。站在当时只有几间商铺的小城街道上，他四顾茫然，不知道该去哪里。这时，在街道的旁边，他发现了一个挂着十字架的院落，于是，他硬着头皮扣响了大门……从那时起，一个由瑞典传教士开设的小教堂收留了他。他在教堂里当洗衣工，打杂，但能挣到足够养活自己的报酬。他逐渐安顿下来，娶妻生子。在这个过程中，他生命中发生的另一个重大改变就是他学会了识字。我们知道，一个从未受过教育的成年人，要学会识字读书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曾经化大力气动员社会力量办扫盲班，来扫除社会文盲，但成效甚微。但这个从娘胎里出来就没有上过一天学的“流民”，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盲流”却在一个高鼻梁，黄头发的北欧人的指导下学会了识别汉字。而他的识字课本就是《圣经》。讲到这里，我想告诉大家，这个年青的“盲流”就是我的外祖父，我们这里称佬爷，南方人叫外公。在我小的时候，我常常看到我的佬爷在阅读《圣经》，而他手中的那本《圣经》在字里行间密密麻麻批注了不少的英文，间或，我的佬爷嘴里也会嘣出一句外语。他说，书上的外国字，就是那位瑞典牧师留下的。一个外国人教会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识别汉字，这件事让我在很长时间里无法理解，从而引出许多话题，比如，那些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他们做了什么？关于前一个问题，我的佬爷回答的非常简单也非常干脆：是上帝要他们来的！而后一个问题又比较复杂。上学的时候，我们的教课书告诉我们，外国传教士来中国是打着宗教的旗号搞侵略。随着阅历的增加，我们知道外国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同时,带来不少好东西。比如现代教育，医疗卫生，慈善事业以及男女平等的观念。为什么说中国的现代教育是外国传教士带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外国传教士带入新的教育模式之前，我们没有公共教育，只有传统的“私塾”。基督教改教运动以后的新教，与教育有密切的联系，无论它们传到那里，都影响到学校的建成，对教育的普及造成很大冲击。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这些教育模式都是传教士带来的。我们科室的小韩是山西农大毕业的，我曾对她讲，你母校前身就是一所教会学校叫山西铭贤学校。庚子年间，美国欧柏林大学的传教士在太谷县被杀。太谷人孔祥熙留学德国，抛下哲学、神学学位，回到偏僻家乡传道、办学。他拿到欧柏林大学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山西基金，回老家创办了这间教会学校，开创农业教育，以纪念那位外国先贤。学校的校训是“学以事人”。 “学以事人”的背景故事就出于《圣经》。所以你那个母校不管它现在叫什么，都与《圣经》和基督教脱不了关系。还有我们现在的山西大学，就是在“庚子教案”以后由英国浸信会传教士李奇摩太与中国人合办的，最初称为“山西大学堂”，是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之一。当然，外国一些著名的大学与《圣经》的联系就更多了。特别在美国，建国之初的那些前辈先贤们为了让所有的人读圣经，以明白圣经的教义和信仰起见，学校和大学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各地冒出来。哈佛、耶鲁、达特茅斯、哥伦比亚、普林斯顿以及其它优秀的大学无不有基督教的背景和起源。如果你能明白《圣经》与教育密不可分的关系，就不难明白一个目不识丁的中国农民在一个外国传教士的指导之下能够学会识别汉字。像我的外祖爷这样的处于于社会底层的人来说，能够学会识字读书是一个了不起的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阅读《圣经》使他接受了所启示的信仰，支撑他在今后半个世纪的苦难生涯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不安中坦然无惧的生活下去。我这里告诉大家的不是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充斥媒体报刊的所谓成功的故事，财富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敬虔的故事。在这里，我很赞同美国一位人文学者布鲁姆在其所著《美国封闭的心灵》一书中所说的一段话：我不认为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包括我那些受美国教育，获得博士头衔的堂兄弟们，会比我的祖父母拥有更佳的学识。当这些人谈及天堂地狱、男女关系、亲子关系、人类的景况时，我只听到一堆陈腔滥调、肤浅的观点，和讥讽......遵守圣经的生活比较接近真理......圣经不只能提供心灵一切所需，甚且也没有一本书有如此的企图和份量，即便一个人恭谨她读其它的书，心灵也是枉然。
      说《圣经》启迪了社会每一个阶层的人，并不是夸大事实。在这里，我想引用一些世界名人对《圣经》的评价给大家听：
      英国大哲学家培根（Lord Francis Bacon, 1561～1626）说：“从世界历史来看，任何宗教，任何法治，都不能和基督圣道，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因为只有圣经，才能使国家社会蒙受最大的福祉。”
      法国自由思想家卢梭（就是写《忏悔录》那位，有年轻朋友大概读过）（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说：“圣经的庄严，令人崇敬，福音之纯洁，使余心折，读了圣经，则一切哲学的著作，便成为卑无高论，不堪比拟。圣经深入显出，因浅明的笔法，传至高的真理，其文章之精纯隽永，其训诲之令人诚服，其格言之发人深思，其论辩之富有机智，其导向之微妙得体，决非凡人之手笔所能臻此。”
      德国文学家哥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说：“我一切深刻的思想，乃是从我对圣经的信仰而来，我的道德生活和文学著作，都是从圣经得到指示，圣经乃是我一生最可靠雄厚的资本，真是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我深信福音，乃是绝对的，千真万确的记载，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人格，崇高伟大的光辉，都从福音里放射出来，这种光辉是神圣的，只有从真神上帝才能表现出来。”
      英国大科学家牛顿（Sir Isaac Newton 1642～1727）说：“我们应把上帝的话－－圣经，视为至高无上的哲学，据我研究的结果，圣经记载之信而有征，实远非世俗的历史所能比拟。”
      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 1847～1931）说：“我认为圣经的宝训，乃是人类行为最崇高伟大的规范，亦为指示人生的道路，不可须臾或离的指南。”
      美国总统里根说：“我坚信在圣经纸页里的永恒价值，对于我们每个人以及我们的国家，都有极大的意义，圣经可以深入我们的内心，支配我们的心志，振奋我们的灵性。”
      中国国父孙中山先生说：“你们也许读过圣经，圣经告诉我们，你们的光要照亮别人，使大家能知道应走的道路，你们要把你们所受的传授别人，这样你们的光就能普照人间。”
   类似的话不胜枚举。以上只是一小部分的评论。当然，《圣经》也有反对者，不妨也介绍给大家。18世纪法国有一个人文思想家叫伏尔泰，这个人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在当代中国一直风行，常被引用。大家想不想听？在坐的也许知道的也不少。他的这句话就是：“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这句话好不好？当然好！它代表了人类言论权利观念的产生和文明观念的进步。不过，这个人对《圣经》也说过不好的话。他说（大意是）随着人们科学的进步，曾经解释不了的的问题都会得到答案。用不了五十年《圣经》就会消失，人们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但是你知道在他死后发生了什么事？他生前在瑞士的住所被瑞士圣经公会买下，成为印刷《圣经》的工场。几百年过去了，直到今天那里每天都在印刷《圣经》，而他自己的著作在世界上已经没几个人读了。上帝实实在在跟他开了个玩笑！
      大家听了好半天也没有听到《圣经》究竟是怎样写成的，现在我告诉大家。我在这里一直在讲《圣经》是一本书，其实，它由６６本不同的書卷所組成的合集，習慣上我們稱之爲《聖經》。全本《聖經》分爲兩個部分：即《舊約全書》與《新約全書》，前者簡稱《舊約》後者簡稱《新約》。《舊約》共有３９卷書，《新約》則由２７卷書組成。很好記憶：三九二十七。若將這些書卷進一步分類，那《舊約》則有：摩西五經、歷史書、詩歌與先知書；而新約則有：福音書、使徒書信、啓示錄等。整本《聖經》共由近四十位作者在不同的時代與地點寫成。旧约占4分之3，新约占4分之1。旧约是公元前1500年开始，公元前400年之间记录完成的，新约是耶稣诞生后100年之间记录完成的。　那麽《聖經》的書者們都是些什麽人呢？他们活在不同的年代，居住在世界不同的角落，生在不同的国家，例如巴勒斯坦、巴比伦、希腊、罗马、小亚细亚，可能还包括阿拉伯。他们用不同的文字书写--希伯来文、希腊文和亚兰文(Aramaic)--而且成书的时间横跨了十六个世纪之久。他們中間有富有智慧學問的摩西、有身經百戰的約書亞、有從牧羊童到以色列國王的大衛王、有把以色列國推向世界頂盛的大衛王的兒子所羅門、有流亡在外在巴比倫爲相三朝的但以理；有牧民阿摩斯；有稅官馬太、醫生路加；打漁出身的彼得；法利賽人保羅，還有許多身世經驗各不相的作者，將近四十位。
      虽然成书时间跨度将近一千六百年，但它前后的一致性是令人惊奇的。记住，没有哪一家出版社委托过谁写这本书；没有哪一位编辑在为此书做策划；没有哪一群编辑委员预先看出圣经各式各样的发展，也没有谁为这些不同的作者编列大纲，再者，圣经里充满了各种文体，举凡韵文和诗歌、历史和法律、传记和游记、家谱和神学，当然也包括哲学。另外，从某种角度来看．自创世记到启示录，圣经中所有的元素紧密串联，汇集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一至性。
      从以上所讲的情形来看，《圣经》确实是一本“书中之书”，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独一无二。它不是文学，但其中文笔的独特和优美是举世公认的，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的题材直接来源于圣经，更多的则从圣经中获得取之不尽的文学滋养。它不是哲学，但却是被哲学家引用最多，也讨论最多的一本书。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斯多德的著作，都无法与之匹敌。由圣经涌出的哲学潮流，历经两千年，至今依然经久不衰。它不是历史，但圣经中关于犹太古史的记载，无论从详尽还是可靠来说，都远远超过其他民族的古史书。我想，在坐的绝大多数没有读过《圣经》，但《圣经》中的一些故事和人物一定耳熟能详。比如亚当和夏娃，约伯的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等。在坐的多是年轻朋友，你们喜欢谈爱情是不是？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本书比《圣经》谈的更好！《圣经》中有一卷书叫《雅歌》，仅从字面意义上看，它是世界上最美的爱情篇章。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读一段好不好？《雅歌》8章6至7节：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  爱情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关于谈论爱情本质的文字能与《雅歌》中的这几节相媲美。春节期间的一天，当我读到这两节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迫切与人分享的感动。于是我就把这两节通过手机发给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是一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是我通过网络认识的，他在我们这个城市有工作，也短暂地在师院当过代课老师。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他成了北漂一族。他回信说，为了这句话，他现在就要开始读《圣经》了。
      现在，我要结束我们这次讲座了。我想告诉大家，凡出生在这世上的人都有必要深思和需要解决一些重要问题，而这个世界也有一些比我们更伟大的存在，需要我们以敬畏之心来对待。我本人相信《圣经》已经提供了可能的答案。我认为，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和圣经比较。没有书像圣经一样改变了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文化，和那么多的国家。没有任何一本书启发了那么多高尚的事业。无论在坐的各位是不是信仰者，我不希望你在没有读过这本书之前就同意我的看法；更不希望你未经思索就拒绝我的观点。在这里，我唯一的忠告就是：打开，并且阅读！

      韩寒这个名字在青年人中间自然是"如雷灌耳"。我这种半老不老的也是“久闻大名”，只是在此前从没有读过他写的东西罢了。今年因为常去牛博，见识了青年韩寒，真是不见不知道，一见吓一跳。我的意思是说，韩寒的文章写得好。怎么个好法，萧翰在颁奖词中都说了。我只是想说，像韩寒这样的人在中国才是正常的人，韩寒这样的青年在中国才是正常的青年。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个人取得了一些成就，而是认为正如颁奖词中说得：“是年轻人里如何成为公民，如何做个公民的典范人物”。他只是在自己的文章中说了正常的话。当然，要像他说得那样好，还需要一些才华。在这里我说了他许多好话，其实我最想说得是：韩寒是个好青年！　

     正义网北京12月27日讯（记者吕卫红）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公盟法律研究中心成立五周年年会暨公民责任奖颁奖中，著名学者萧翰为获得2008年度公民责任奖的韩寒颁奖。韩寒通过手机短信发来获奖感言。

　　萧翰颁奖词：快乐的公民韩寒

　　当代中文网络，见解独到、立场中正、语言朴素而富有生活气息，且想象力丰富、亲和大众，讽刺手法恰如其分者，当属韩寒。

　　韩寒的思想是成体系的——即时时事事都能让人感受到的公民精神。韩寒以谐趣的文字表达严肃的道理，不做作，不居高临下，不怨天尤人，自然、幽默而有分寸，如行云流水。在他的文字里，看不到诛心戮肺之论，他批评过很多人和事，但他显然没有恶意。他的文字，是当代中国最干净者之一，也是在传播常识、捍卫常识方面最卓越者之一。

　　韩寒以看似轻盈的姿态抨点时政，每惊其洞见；他以欢快幽默的青春肩起社会公义，每见其挚情。韩寒以优美矫健的赛车手容姿，表现着自由而择善固执的独立精神。韩寒人格健全、富有愛心，在许多重大社会事件中，表现得乐观、阳光、坚韧、宽容，文字之外，他在行动上的担当以及因此而展示出的愛的能力，尤让人感佩。

　　韩寒已经是一个现象，是年轻人里如何成为公民，如何做个公民的典范人物，他是真正“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人，且文也是他行的一部分。

　　快乐的外表下深蓄着一颗悲悯的心灵，理智地言说，幽默地表达，有坚持，有担当，有对人的善意，有对事的批评；个人生活情趣多姿，社会行动助人利他，韩寒带来了新气象。

　　以欢快的心情去做个公民，是韩寒为这个时代做出的重要贡献。

　　韩寒感言：我做的非常少，很多人做的更少

　　韩寒对获得这个奖项表示感到意外，他用了一天多时间对授予他奖项的组织——公盟法律中心进行了解之后，通过手机短信发来获奖感言如下：

　　“感谢公盟颁于我这个公民责任奖，我觉得我做的非常少，怎么就可以得这个奖呢？说明很多人做的更少。我是问心有愧的，在新的一年里，我希望我，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做的更好，更希望若干年这个奖项能不知道该颁给谁好。到时今天先谢谢大家了。”
 

      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曾经写道：美国是一个由观念产生的国家。“这个观念一开始便存在，早在托马斯-杰斐逊将它写成文字之前便存在了——这观念发出响亮的号召。当杰斐逊写下这段话时，他自己也无法想象在未来的岁月中他的号召在全世界影响范围之广：‘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自明：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能出让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今天，奥巴马当选总统就是美国观念的现实。美国观念是从221年前开国那时就建立起来的，从《独立宣言》到《宪法》，内容基本上定了下来，后来一直没有变动。当200年前的美国人在建立那些核心价值观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清楚，这只是一个理想。要实现这个理想是漫长的。然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由于美国人始终坚守那个核心价值观，不管多少艰难曲折，他们都在朝正确的方向行进。
      当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当世界为之惊讶万分的时候，美国人知道，是他们的观念决定了这种结果。
      在奥巴马出生的1961年，美国还是个种族隔离的社会，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并在1964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民权法案》废除了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让黑人获得了与白人平等的法定权利。这一年，金博士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一世界性的最高荣誉。但是，现实中的种族歧视仍然大量存在。1968年4月4日金博士被一名种族分子枪杀，1992年爆发的"洛杉矶骚乱"，都是种族问题仍然严重的明证。今年是马丁·路德·金遇刺40周年，美国非洲裔国务卿赖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美国目前还有不少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但是，美国没有停下自已迈向理想的脚步。
     人们说，奥巴马的成功当选，向全世界又一次证明了美国是一个有梦想就能成真的国家。美国观念就是一个梦想，但只有美国人有能力将自己的梦想化为现实。这种观念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拥抱了那种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也在追寻这种核心价值观的道路上艰难的跋涉，包括中国。不管这些目标如何艰难，人类永恒价值的观念是相通的。人类所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并不能用那些所谓的国家“特色”所限定。美国人民仅仅二百余年的伟大社会政治实践，就为未来真正的人人平等；多种族、多民族的真正和谐和共荣共存，给全世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
    “美国，是一个由观念所产生的国家；不是这地方，而是这观念，缔造了美国政府。”白修德说。这也是奥巴马在获胜感言中的一句话所表达的思想：今天晚上我们再次证明，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我们武器的威力或者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我们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的希望。
   
   

       大约十年前,我在偶然的机会中接触了“圣咏”这种古老的单声部音乐。在那些悠久的过于伤神的呤唱之间，无从把握自已，总是迷失在时间的河流中，找不到源头与归宿。一次严重的车祸使我不得不在大半年时间辗转于北京几个医院里，在形单影只的时候，我会小心触摸我们称之为“格里高利圣咏”的合唱曲，每一次只听几只歌，让每一只歌成为抚慰我绝望情绪手。而格里高利圣咏似乎不需要间歇，周而复始，如岁月一样浩渺无垠。一次周末，在石景山区的一个小旅馆里，我等待着新的一周开始，以便住进一所整形医院。晚上，当我在电话里向医生倾吐自已的焦虑时，医生说：那你听听音乐。我在夜里又一次打开格里高利圣咏，在第一句响起时，我无法抑制内心的伤痛，轻轻发出一声呜咽。我干脆起来拥被而坐，当我在永无止息的呤唱中清醒时，我突然明白了歌曲中祈祷的意味。
      公元一世纪左右，基督教传入罗马帝国。信仰上帝的人们开始歌唱和祈祷。在教堂里，歌声很快以极其虔诚的心情从每一个信徒心中唱出来，在神圣的穹窿形的教堂里回荡。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们接受了“黑暗的中世纪”的说法。而房龙说：“整个中世纪，人们一直怀着各式各样强烈而深沉的感情，这是宗教的感情，也是宗教的力量。”他甚至认为：“中世纪在这方面没出大毛病。人们那些各式各样强烈而深沉的感情没有被浪费，所以他们全身心投入歌唱，所以中世纪的人唱得痛快淋漓。”这话听起来像是对近代以来人文主义思潮的反动。在中世纪，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把宗教音乐带入一个新时代。他把大量时间花在对基督圣咏的改编上，这种看起来枯燥的工作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简单，它实际上要求每一首歌咏能更符合宗教礼拜仪式及教会历法。格里高利把整理好的唱本以一条金链系着奉于圣彼得大教堂的祭坛，成为整个后世永恒不变的圣咏金典。实际上并不是每一首都是格里高利记录整理的，一些故事和传说使圣咏都归于他的名下。比如鸽子在他耳边口授，他把这些圣咏唱出来。据说在此之前，安布罗斯圣咏已经出现，它与古罗马圣歌，阿拉伯人的圣咏一样，成为格里高利圣咏的源头。它的诞生“仿佛是由上帝本人发动的一场彻头彻尾的革命，以使末来几个世纪的人们都充分淋浴在这种唯一完美的圣咏普照之下，以给末来更加广阔更加完美的音乐提供最基础的养份。”房龙写道。
      在万籁俱寂的黑夜，头顶满天潮湿的繁星，来自人类黎明时代的歌曲能对我们说什么呢？那些源自穹窿之上的人声并非歌唱，它的述说每一句都撕扯你，让你疼和痛。在烛火摇曳的背景里，那些使徒的脸庞瘦削而严峻，在音乐的队列里，向你我依次走来。远不止是教堂穹顶，格里高利圣咏还可以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天空。在旷野沙漠，河流山川之间，人类蹒跚而行------
     我收藏有一张DG公司发行的西班牙格利高里素歌唱片。演唱者是西洛斯的圣多明各本都会修士。他们是一群拥有高超演唱技巧而又在演唱中无视技巧的人。无伴奏男声浸透了耐人寻味的苍凉，教堂中每一句歌唱的悠长与回荡都接踵而至，一句追赶着另外一句，犹如檐头滴下的雨水，打击在另一潭水上，使空旷的回响掠过每一颗空洞的心。

     “在虔诚的音乐中，主和仁慈随处可见。”巴赫在自已的《圣经》中批注到。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说明格里高利圣咏在我心中的感觉。

 

摘要：《南方都市报》有题为“汉译名著让中国经历新的‘思想启蒙’” 文章，其中谈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本名为《情爱论》的“超级畅销书”在国内的出版过程。文章让我想起自己在北京当兵和买书的那些日子。　查看全文

      当我读到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时，我无法理解一个基督徒的的信仰，也不能够把这样的信仰与他在狱中善良，宽容的表现；对他人无私的帮助与安慰以及从容赴死，慷慨就义联系起来；更不能够将这样的信仰放回到他那个世界的恰当位置去理解。但我有限的知识和文化告诉我这个人是值得敬重的——一个纳粹专制政权之下的德国知识分子，反抗希特勒的思想家，追求人类和平与自由的斗士，一个黑暗时代在旷野吹号角的精神先知。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敬重他，是因为在这个人身上体现了人类个体中最优秀的那一类人的知识视野和精神情操。他博学深思、以身殉道，带给我强烈的精神震撼和刺激，也从他的那些书信中窥见了信仰的力量，体验到基督信仰之维。而读朋霍费尔的《做门徒的代价》是在我的信仰之路刚刚起步，是在我心灵中的困惑与挣扎最激烈的时候。环顾自己周围的基督徒，我找不到自己内心中所钦佩的对象，找不到一个可以用自己全部生命来委身，追求和信仰的精神范式。做基督徒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做基督徒？是不是像有的人一样，亦如朋霍费尔在这本书里指出的“基督徒的生活只是意味着生活在世界上，和世人一样，没有任何差别。------我唯一的责任就是在星期天早上离开世界一两个小时，到教堂去，以确信我所有的罪都得到赦免。”？带着这些困惑，我深入到朋霍费尔的书里。而正是这本书回答了我一切的疑问，上帝也籍着《做门徒的代价》将我的心灵安稳妥当，引领我走在他所喜悦的路上。
     朋霍费尔说：“廉价的恩典乃是我们教会的死敌，我们是为重价的恩典而战。”“廉价的恩典”与“昂贵的恩典”是朋霍费尔在《做门门徒的代价》一书中提出基本概念。“廉价的恩典把恩典视为一套教条、一套原理、一种制度，它意味着宣称罪的赦免是个一般性的真理，上帝的爱被视为基督徒对神的一种概念。人们以为在知识上接受了这一套概念，就足以获得罪的赦免。”基督徒对恩典的这一理性上的观念，或认为掌握了正确恩典教义的教会，就是恩典本身的一部分，其实，这样“恩典”就是廉价的恩典。“廉价的恩典是宣讲饶恕而不需要悔改，受洗礼而不遵守教会的纪律，领圣餐而不必认罪，获得赦免而不需本人亲身忏悔。廉价的恩典是不需付出作门徒代价的恩典，是不背上十字架的恩典，是没有道成肉身的和永远活着的耶稣基督的恩典。”“廉价的恩典”就是罪人不称义而罪可以称义。”
     这样的恩典其实是我们自己赐予自已的恩典。而“昂贵的恩典”“是必须一复一日寻找的福音，是必须寻求的礼物，是人们必须叩敲的门。它是昂贵的，因为它呼召我们来跟从；它是恩典，因为它呼召我们跟从耶稣基督。它是昂贵的，因为它给人唯一的真实生命。它是昂贵的，因为它是定罪，它是恩典，因为它使罪人称义。最重要的是，它之所以是昂贵的，是因为使上帝付出了儿子的生命的代价：‘你们是高价买来的’------最重要的它是恩典，因为上帝并不认它的儿子太珍贵，拒绝为我们的生命付出代价，而是把儿子交给我们。昂贵的恩典就是上帝的道成肉身。”
     这样的恩典若不是耶稣基督给我们，谁能给呢？
     鲁益师说：“一个内心骄傲的人无法认识上帝，因为他的骄傲，所以看不起人，看不起一切。因为他总是高高在上朝下看，所以看不见上面的上帝”。这正是我当时所处的光景。渴望而又拒绝。我的骄傲使我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缺乏跟从耶稣基督的勇气。而朋霍费尔说“恩典的意义乃是跟从基督。”
朋霍费尔说：当《圣经》说追随耶稣时，它是在宣布种门徒身份，这种门徒身份使人类从一切人为的教义中解放出来，从一切沉重的负担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从各种折磨良心的的焦虑与痛苦中解放出来，他们就会摆脱自己的律法的沉重枷锁，从而顺从于耶稣基督慈祥的轭下。 他说：“当我们被召跟从基督的时候，我们乃是被召要完全归附他这个人” 因此，“唯有相信的人是顺从的；而且也唯有顺从的人才相信------只有信仰包含顺从时，才是真正的信仰，这绝不能没有顺从。换言之，也只有在顺从的行动中，然后，信仰才成为信仰。”
     “我们只有完全理解他的诫命和彻底成为门徒的呼召，才能达到完全的自由，才能享受到同耶稣的团契。”“追随耶稣的唯一方法是在世界中生活。”朋霍费尔说。在苦难面前关起门来的敬虔生活不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只能在世界中跟随基督。基督徒属世的职业，若不是对世界发出最后最彻底的抗议，则不是圣洁的。
     门徒之所以为门徒，就是因为他们分担了主的苦难，遭弃绝和钉十字架。这是朋霍费尔在《做门徒的代价》一书中的主要观点。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位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十字架意味着完全分担基督的痛苦，直到最后刻。”“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他自己的十字架等待着，这是上帝预先指定及委派给他的。每个人必须人受他所当得的苦与弃绝”“背起十字架，我们就会在和基督十字架的交往中重新获得生命。”
     霍费尔是一位活出来的神学家。他的生，见证了与钉十字架的上帝一道受苦。他的死则充满了对复活的基督的信心。一九三九年，在美国讲学的朋霍费尔决定回国参加抵抗运动，他坚信，作为基督徒，敬拜耶稣的最好方式，便是像耶稣那样生活，他要用行动来反抗乃至结束希特勒的暴政。他在离美时给朋友写信说：“假如这时我不分担我的同胞的苦难，我将无权参入战后德国基督徒生活的重建。” 1943年4月5日，他因反抗纳粹而被捕入狱。1945年4月9日凌晨，他被处死。他在死前对狱友说：“时候到了，不过对我来说，却是生命的开始。”
     做为一个基督徒，接受“昂贵的恩典”，分担耶稣基督的苦难，过绝对顺从的生活，并为此获得新生命是值得的。“那些那些已被耶稣基督恩典战胜，因而直接追随的人是幸福的。他们能够以谦卑的心为基督充足的恩典唱赞歌。那些知道那种恩典，能够生活在世上而不为世界所同化的人是幸福的，由于他们追随耶稣基督，所以他们确信他们是天国的公民，可以在世上过真正的生活。”这就是朋霍费尔教给我的信仰生活的真谛。

      《俄罗斯思想——19世纪到了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基本问题》是别尔加耶夫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一部视野宽阔宏大的思想史，文化史。“俄罗斯思想”这一命题，形成于19世纪中叶，最先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后来被俄国宗教哲学家符•索洛维约夫引用。再后来，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他的《俄罗斯思想》一书中充分论证了这一思想。在国内论及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民族性格，宗教问题，俄罗斯的未来走向等学术研究时，多引述自别尔加耶夫的这本书的观点。这本书的引人之处在它表达的思想观点和精道论述，而不是有些研究者所认为的是一部哲学史著作。我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最大喜悦就是关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论述，作为“俄罗斯思想”真正载体的知识分子，别尔加耶夫对俄罗斯众多哲学家，文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进行了剖析，也对一些重要的，俄罗斯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给予了详细评述。这本书告诉我们，无论俄罗斯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信仰哲学，宗教派别和政治信念，他们唯一不变的就是对真理的追求，对俄罗斯近乎痴情的热爱。俄罗斯知识分子个人的成长历史里，几乎每个人都有“弥赛亚”情节，在自我道德的要求上，有着超越世俗的“圣徙”般的追求。从个人情感和人格操守来说，他们差不多全是人格超拨，情感纯洁之辈。这就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
      别尔加耶夫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是拉吉舍夫。“他规定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当他在《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程》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时，俄罗斯知识分子便诞生了”。 他的使命在于对实现正义、公道和自由的努力。他所看重的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民众的利益。并倡导向西方，特别是法国学习启蒙精神。他说：“如果法律，或者帝王，或者任何地上的某种强权强迫你屈服于不正义，强迫你违背自己的良心，你要成为不屈不挠的人”。别尔加耶夫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是完全特殊的，只存在于俄罗斯精神和社会之中的构成物。他针对俄罗斯知识分子所说的一句话如果拿来放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会成为强烈的反讽——“知识分子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迷恋于理想，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被处死”。
      恰达耶夫在俄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对基督教的推崇、对俄国农奴制的批判、对俄国道路的思考以及他所表现出的否定式爱国主义情感等,都是试图通过严峻、清醒的民族自我批判来确立深刻、博大的民族意识.这也成为俄国独立的、创新的思想萌芽。别尔加耶夫认为恰达耶夫体现19世纪俄罗斯主旋律的基本事实——对国家的反叛。恰达耶夫说“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情，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情，那就是爱真理。”“我并不想学会带着闭上的眼睛、崇拜的大脑、封上的嘴巴来热爱祖国”。“我们不是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我们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没有西方的传统，也没有东方的传统。当我们站在时代之外时，我们不可能被人类的世界性教育所触动”。别尔加耶夫指出，这种强烈的自我否定，才能获得俄罗斯的自我意识。与恰达耶夫相同是另一位历史哲学家霍米亚科夫。他说：在俄罗斯没有什么善良的，没有什么值得尊敬或者值得效仿的东西。无时无处都存在着文盲，不公正，抢劫，判乱，对个的压抑，贫穷，动摇，缺乏教育和腐败，在人民生活中找不到一个光明的时刻，也找不到一可以令人安慰的时期”。
      别林斯基被别尔加耶夫认为是俄罗斯19世纪思想史最核心的人物之一。他说：“别林斯基作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一生都力图实现一种极端的世界观。对富于有热情和感性气质的他来说，认识与受苦是同一件事情。他的特殊之处是靠思想生活，他探索真理，‘固执，激动而又节奏甚快’他一生都在燃烧，却过早地燃尽了生命”。别林斯基在文章中写道：主体，个体，个人的命运比全世界的命运和中国皇帝的健康更重要“。他对黑格尔说：“我向你的哲学家尖顶帽子致敬，但是，如果我应当沿着发展的方向爬上阶梯的话——从那儿我会要求你对于由生活，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全牺牲，对各种偶然事件，迷信，菲利普二世的宗教裁判所，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情况所造成的牺牲向我作出交待。否则，我就从这高梯上一头倒栽下来。如果我对我的每一位骨肉同胞不是问心无愧的话，那我就不要那无谓的幸福”。
      宗教问题折磨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关于生活的全部意义，关于从恶与苦难中拯救人，人民和全人类的问题在艺术创作中是占优势的问题。俄罗斯作家们没能停留在文学领域，他们超越了文学界限。别尔加耶夫指出整个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带有教育的性质，作家们希望成为生活的导师，致力于生活的改善。他说，果戈里是最神密的俄罗斯作家之一，也是最伟大和最完善的俄罗斯艺术家之一。“尽管果戈里的书有着可恶的毛病，但他毕竟还有这样的思想：‘俄罗斯号召人们建立兄弟情谊，俄罗斯人的追求就是地上千年王国自己的寻求’。
      苦难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中心。别尔加耶夫写道：“为苦难和对苦难人的怜悯折磨的精神失常，苦难和同情成为他的作品的基本主题”。19世纪俄罗斯宗教问题和宗教探索的主要人物是陀斯妥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而不是哲学家。“他完成了关于人的伟大发现，以他为开端开始了人的内心史的新纪元。”、而托尔斯泰与陀斯妥也夫斯基有相同之处：“一生被自己的特权地位所折磨，他想放弃一切，想平民化，成为庄稼汉。”别尔加耶夫评论道：“把约伯痛苦和快要自弑的托尔斯泰的痛苦相比较是很有意思的。约伯的喊叫是那种在生活中失去一切，成为人们中最不幸的受苦人的呐喊。而托尔斯泰的呐喊是那种处在幸福环境中，拥有一切，但却不能忍受自已的特权地位的受苦人的呐喊。人们追求荣誉，钱财，显赫的地位和家庭幸福，并把这一切看成是生活的幸福。托尔斯泰拥有这一切却竭力放弃这一切，他希望平民化和劳动人民融为一体。”
      19世纪，俄罗斯产生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思想领袖。别尔加耶夫评论到：就个人品质而言，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最优秀的俄国人之一，而且近乎神圣的人……当宪兵们押送他去西伯利亚服苦役时，宪兵说：押送犯人对我们来说是很坏的事，但我们押送的是圣徙。
     当论到俄罗斯19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时，别尔加耶夫说：应当记住，他的特点是非同一般的善良，他把自己的衣服分给穷人，有一天竟不得不披着被子出来。
俄罗斯知识分子就其精神实质而言，都是朝圣者。朝圣者就是因着他们的信仰情怀在广阔无垠的俄罗斯大地上走，始终不定居，也不对任何东西承担责任，朝圣者寻找真理，追求天国，向着远方。别尔加耶夫认为，果戈里，陀斯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和一切革命知识分子都是朝圣者。不仅有肉体的朝圣，而且还有精神的朝圣。
      俄罗斯精神谱系中的知识分子群体体现了我们称之为精神传统的东西。从18世纪的拉吉舍夫，诺维柯夫到十九世纪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赫尔岑，恰达耶夫，12月党人，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等，无一不显示了其强大的精神力量，成为对整个民族有强大感召力的特殊阶层。而这个精神传统和知识分子群体正是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所缺乏的。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刚公布，法国人勒.克莱齐奥得奖，记得我有他的《诉讼笔录》。很遗憾没读过，但找回来了。这本书还是有很深的印象，我记得同时实的几本书除他之处，还有阿波利奈尔的《烧酒与爱情》，卡里埃尔的《马鄂的雀鹰》等。（《诉讼笔录》勒-克莱齐奥著，许钧译。安徽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

    勒克莱齐奥注解勒克莱齐奥 (袁筱一译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
 
     1988年，让-玛丽·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曾经为热罗姆·加尔辛主编的《法国现代作家词典》撰写自己的词条。内容如下：我写下的第一行小说是用大写字母完成的：QUAND PARTEZ-VOUS，MONSIEUR AWLB——您何时启程，阿乌尔布先生？

    那是1946年或者1947年年初，我6岁，正在出发去非洲的旅途中。“尼日风暴”是一艘荷兰-非洲航线上的货船，航线将欧洲和一连串西非的港口小岛连接起来，那些小岛的名字非常神奇，达喀尔、塔科拉迪、科纳克里、洛美、科托努。货船是一个飘荡的世界。在上层的甲板上，乘客有戴着鸭舌帽的殖民官员、部队的军官、穿着轻盈的衣裙的夫人。在甲板的延伸部位，没有遮挡的地方，半路登船的非洲人来来去去，女人，孩子，他们拿着包裹和食物。风很热，夜晚的天空美妙无比。白天没有尽头，黑人光着身子，汗淋淋的，闪闪发光，他们用汽锤敲打着甲板的支撑结构，船舱的构件和舷墙，他们在除锈。每天，从早到晚，都是这种永远停不下来却毫无用处的敲打声（因为铁锈很快又会重新产生），那仿佛是一种节奏，脉搏的声音。声音在沉甸甸的大海深处回荡着，还有太阳明晃晃的光，一动不动的云彩，远处的海岸线，人们想象中的笨重的河港，加纳卡炫目的卡萨芒斯河滩，波浪轻摇，机器轰鸣。

   对于我来说，写作行为一直与我的第一次旅行紧密相连。分离，也许，远行，沿着看不见的大陆一路漂摇，与荒凉的国家擦肩而过，想象中的危险。我为河流所着迷，似真非真的现实。就在1946年到1947年，同一年，我很快写了自己第二部小说，《黑色的奥拉蒂》，这是非洲大陆历险记，我在那时还完全不了解非洲大陆，仿佛写下它，就可以将我从危险的境地中拯救出来，就可以帮助我适应未来（我想到了还从未见过的父亲，这慢吞吞的货船会把我带到他的身边）。在我以后的创作中，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与这两部非洲小说的重要性相提并论。

    后来，我在书中所找寻的正是这个，将我带走，将我变为“另一个人”的这个过程，这个缓慢、无法抗拒的过程抓住了我。在狄更斯、吉卜林和康拉德的小说里。在我日后发现的英语语言里，重复音节的词，英语的节奏，英语的歌。

   文学中自有神秘存在，尼古拉斯·尼克贝、大卫·科波菲尔的伦敦，匹克威克因为债务而进的监狱。这是我没能完全弄明白的事情，就像一闪而过的海岸，沿着岸边滑过的城市，就像在我沿着奥布杜一侧往森林进发的时候，被大洪水淹没的阿尔古港。

    书，如梦。一些我们永远也不会写的书，因为生命过于短暂，因为有高高在上的太阳，街头孩子的叫声，欲望的颤抖，破碎的反抗的高烧。鲁滨逊，乌托邦，雪豹。一些藏在自己心里的书，如同幽灵一般，挥之不去的书。我会写 《地球的故事》、《阿萨尔》、《半月王国》吗？我会写那天瞥见的这对人儿吗？那天，在玫瑰山的雨中，两个那么美的年轻人，他的肩上扛着一个麻袋，里面是一些日常用品，她穿着破破烂烂的纱丽，将新生儿紧紧地抱在怀里，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街头走着，想找一角屋檐，一点工作，一颗星星。

    一天早上，我醒过来，我梦见自己终于写出了我的书，我要说的是，一直在我心里、我自己却不知道的那本书。我仿佛能够生活在其中的一本书。穿透我的，如此美妙的音乐。有一会儿的时间，我沉浸在幸福之中，仿佛船终于到岸。

    我还要写多少字呢？直到有一天，我又能找到那天，那种明亮而简单的灯光，是在那艘将我领向未知的货船的船舱里，我用光秃秃的铅笔在一张纸上用大写字母写下：QUAND PARTEZ-VOUS，MONSIEUR AWLB?
J.M.G.LeClézio

  《作家自己完成的当代法语作家词典》，热罗姆·加尔辛主编，一千零一夜出版社，第4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