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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卖了120万册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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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有题为“汉译名著让中国经历新的‘思想启蒙’” 文章,其中谈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本名为《情爱论》的“超级畅销书”在国内的出版过程。文章让我想起自己在北京当兵和买书的那些日子。
     一九八四年春,我所在的部队从河北坝上来到北京。人数不是很多,大概三,四个连队。主要任务是为北京军区机关“服务”。说到服务,其实跟现在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差不多,有的连队在建筑工地,有的直接参与军区后勤部门对一些军队高干的服务工作。刚到北京,我们连被分组住扎在北京城里不同的地方。我记得我们十来个人当时住在宣武西大街一个地铁出口旁边的院子里。后来知道那院子旁边的另外两个院子就是当时北京军区两位最大首长的住宅。我们这些从塞外坝上来的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从来没见过北京什么模样,记得到了北京是傍晚,放下背包饭也没吃,就兴奋地步行从复兴门到东西长安街转了一圈。
    乡下的兵就跟城里的兵不一样。一色统一的军装,但脸蛋就不同了。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塞上的兵,脸蛋被风沙吹得像土豆一们糙,两颊通红。遇到和城里的兵一起有集体活动,队列一站,径渭分明。这让我们多少有些不平;城里的兵也有些看不起我们。记得在西山脚下那个大院里,那些“小白脸”纠察单找我们这些乡下兵的“麻烦”,有一次我因为风纪扣没扣上,被两个牛逼哄哄的“小白脸”当街一顿训斥,气得我边记扣子边瞅路上有没有砖头。
     虽然在城里,但干的活并不轻松。那年秋天,我们这个组由我带队,去新街口附近为一个首长家里准备过冬储煤。那个"大首长"名儿就不用提了,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我家乡带领八路军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那位。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卡车卸在大街上的煤弄到院子里。这工作常常让我们整夜不能睡觉,因为必须在天亮以前把街道收拾干净。几乎一个秋季我们就在北京城里干这些活,那些“首长”也多的可怕,差不多遍布北京城。就是准备过冬储煤这些屁事,军区后勤管理部门那些人也要按级别排队,虽然过冬前会全部准备好,但顺序是由大到小,那些在政治上失势的就更靠后了。一次我们去一位“将军”家里,这位据说建国初期不到三十岁就是驻东欧某国的武官,后来官做的不小但与林彪事件有些牵连。所以我们这些小兵受那帮管理人员的影响,也“狗眼看人低”,到了人家那里,这里瞅瞅,那里摸摸,不像在别的地方,话也不敢乱说,东西也不敢乱动,只顾低头干活。这一次在新街口,我们大约晚上12点才将活干完,然后一个个蓬头垢面,跟煤窑工人没什么区别。挤公交车时,车上的男女连喊带叫给我们让出一大块地儿。
    我在北京那些日子里,唯一的安慰就是能用自己有限的津贴买到几本书。《南方都市报》文章提到的《情爱论》就在那时买到的。包括在中山公园的一次书市中,我买了房龙的《宽容》,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以及萨特,尼采的书。那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买书排长队。

      南方都市报:汉译名著让中国经历新的“思想启蒙”


      破禁:《情爱论》卖了120万册,文科大学生人手一册
  三联书店是另一个涉足翻译西方学术书的出版社。1980年他们出版了介绍西方学术和艺术流派的书:《法兰克福学派评述》和《印象派的再认识》。“当时印象派在西方都已经结束100多年了,我们才开始认识它”,止庵说,当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所有这些学说、流派都是全新的,充满了强烈的吸引力。
  赵永穆感叹说:“那时候出版社最好过。只要找一本书,编辑觉得可以出,一印三万五万册,甚至上十万册都有,而且出来不愁卖。因为那时候需要的知识太多了,很多人见书就买,求知欲望非常强。”
  “80年代初是中国人扫盲与填空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启蒙时代’,既有知识上的启蒙,也有思想上的启蒙。”止庵说,这时的中国人面临的是从不知道到知道,是最基本意义上的“启蒙”。就像一个人长时间没饭吃,突然有饭吃了一样,那时全社会对读书的狂热前所未有。
  “西学东渐”的过程也是一个个禁区逐步破除的过程。1984年,超级畅销书《情爱论》诞生了。这位叫做基·瓦西利夫的保加利亚作者名不见经传,却在刚开国门的中国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阅读热潮。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在“情爱”二字上。
  今天被人称为“沈公”的沈昌文当时是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筹备小组的成员(三联书店1951年与人民出版社合并,1986年正式恢复独立建制)。在上海做小伙计的时候他曾经自学俄语,六十年代还被借调去编译“灰皮书”和“黄皮书”。沈昌文甚至记不起自己在哪里发现了这本俄文版的《论爱情》,颇感兴趣。随后他找到自己的同学,中央编译局的陈行慧帮忙翻译。陈行慧邀请两位同事一起翻译,赵永穆是其中一个。“大家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本书很值得注意。”
  从50年代开始,“爱情”就是一个禁忌的词汇。用止庵的话说,“八个样板戏里的角色全是单身,有阿庆嫂没有阿庆。爱情不能写,不能说。”50年代高校还明文规定在校大学生不准谈恋爱,谈恋爱一旦被发现就要开除。
  但《情爱论》的意义不止于此,作者瓦西利夫不仅正面肯定爱情,而且肯定了“肉欲”的合理性。他在书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性生活是一个正常人的生理需要”,“企图压制性的欲求、无视它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柏拉图式的爱情通常是反对男女平等的。它的鼓吹者不仅诅咒两性关系,而且诅咒妇女。”
  这些观点在“谈性色变”的时代不啻为石破天惊。有意思的是作者完全是从马恩、列宁的理论出发来肯定肉欲: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有肉体就一定有肉欲,它是一切感情的基础。沈昌文笑说:“你很难反对他,因为反对他就是反对马恩”。
  翻译《情爱论》时正是1983年,中国还在搞“清理精神污染”。赵永穆说他们也担心过是否有风险,“后来觉得问题不大,这书完全是从学术观点,从心理学、生理学的角度去分析爱情到底是什么。即使扣帽子也扣不了太大,最多说我们有点资产阶级思想。”
  沈昌文对情爱话题的兴趣由来已久。1960年他曾翻译过一本书,叫《列宁对全世界妇女的遗教》,作者是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女革命家蔡特金。这本书中提到曾在联共党内讨论的“杯水主义”。
  “杯水主义”由女性革命活动家柯伦泰提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她位至外交部长。柯伦泰提出一个观点,布尔什维克连沙皇都可以推翻,没有突破不了的困难,男女情爱也是极普通的事情,“上一次床就等于喝一杯水”般无所谓,所以叫“杯水主义”。
  “我发现,在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中,女性的两性理论往往都极为激进。因为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大量女性革命者往往由于婚姻压迫才投身革命。”沈昌文说,三联书店历史上也出版过很多女性解放的书。从40年代起,民主革命的斗士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包括“杯水主义”。“所以我对革命内部的观点产生兴趣,尤其想去了解改革开放以后,女性的心态是怎样的。三联的传统加之革命的传统,使这本书应运而生。”
  1984年10月,沈昌文主持下,经过删节的《情爱论》出版。“出版的时候我怕犯错误,所以把很多具体的描写都删掉了,无非是动手动脚,床上功夫。”《情爱论》一推出就产生了式的效应。赵永穆回忆,有人到上海出差回来讲,复旦大学文科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在上海新华书店,《情爱论》上午到,下午就没了。很多学生到书店不是只给自己买一本,而是帮着同学十本二十本地买。
  《情爱论》最后创造了120万册的销售纪录,把沈昌文“吓坏了”,同时也使三联的经济情况大为改善。“很多人在回忆中都提到这本书是他们关于爱情的启蒙书籍,因为曾经肉欲就等于犯罪,但这是必需的,必须放到桌面上来谈,所以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在这之前,爱情不能牵扯到性,好像凡是革命的斗士都是禁欲主义者,没有性的要求。这是压抑人性而且荒唐的。”
  90年代,在赵永穆的建议下,三联出版了《情爱论》的完整版。1987年,沈昌文又出版了潘光旦译注的霭理士《性心理学》,这时环境已经大为宽松。“这本书之后基本就没什么禁忌,海蒂的《性学报告》之类都很快出版了。以至于后来我们发现在论点的探讨上已经无法再超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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