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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殉难的八位传教士张海燕 


  1. 一次偶然的阅读

     十年来,我一直想要到山西的历史文化名城忻州去看一看。它虽不是我的故乡或工作求学之地,那里也没有与我沾亲带故的人,但我常常会想到它。我饥渴地读过关于它的许多文字,甚至连只言片语也不肯放过。只要一合上眼,我的眼前就会幻化叠映出它的街市城楼和历代名人贤达。作为海外游子的我,曾经想过到忻州去生活一段时间,哪怕是短期的也好,但当时朝九晚五的工作不允许我成行。每次碰到从山西来留学的人,我总要问打听关于忻州的消息。在我的心底,忻州是与一座与我的生命结下了不解之缘的城市。

     我之所以思念、牵挂这座城市,完全是源于一次偶然的阅读。1999年入冬的一天,我从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北部的克莱斯勒技术中心下班后,匆匆赶往母校密歇根大学去借书,那里有一座藏书量惊人的亚洲图书馆。在我抱回来的一摞书中,有一本是The China Martyrs of1900 (《光绪庚子年在华殉难者》), 英国伦敦宗教读物协会(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于 1904年出版的。当夜,一页一页地翻看着这本扉页发黄的书,我仿佛置身于百年前那场席卷华北的义和团运动之中。一阵阵嘈杂激烈的呼喊,和一些哼唱圣诗的平静而低微的声音,回响在我的耳畔;一群群殉教者从我的面前缓缓走过,他们的目光里闪烁着悲悯和坚毅。其中有八位在忻州传道的英国传教士,格外引起了我的注目:和大多数殉难的传教士不同,他们是在逃亡了近一个月之后才被抓的,在逃亡过程中他们以日记、书信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的经历、思想和对亲人们袒露的心迹。在那段历史的记载中,他们的私人记述以第一手资料展示了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仿佛被这八位传教士回头瞥了一眼,目光直射进心里来,撞出了一簇照彻灵魂的火花似的,我从此记住了忻州。这么多年了,怀着一颗敬慕和感恩的心,我一直渴望着有一天能够到忻州去拜谒那些神交已久的故人们留下的史迹。

     两年前,我离开工业界,进入普度大学教书。2009年5月初,在回国讲学的前几天,我读到忻州老记者、曾到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习过的任复兴先生的博客。从他的博文《<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碑记>与山西忻州教案》,我才得知这八位传教士的墓地如今还在,位于忻州城南关村,俗称“洋人坟”。通过电子邮件,我和任复兴先生就共同感兴趣的洋人坟的细节作了探讨。六月上旬我到了北京,正好六月五日、六日两天有空,就决定买火车票,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造访古城忻州。在电话里,我和老记者任复兴先生相约,重走传教士们当年的逃亡路线,沿途采访他们经过的村落,寻访他们在刘家山以西的后山上挖掘的藏身洞穴,另外,还将造访三家店上的福音堂和传教士生活过的地方,拜谒东门传教士殉难地和城南洋人坟,对照传教士日记和忻州教案的文献记载逐一进行考察。

     2、忻州的八位传教士


 
     忻州基督教会早年是由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设立的。1883年,时在太原的李提摩太赴忻州布道后,即请浸礼会总会派人到忻州设立教会。1885年初,德牧师来忻州传扬圣道,有来自山东的信徒赵夏云同工,福音传至南张村、庄磨镇、刘家山一带。1887年,邸松牧师(赫伯特.狄克松)从太原来忻州医疗传道,不久德牧师回国述职,邸牧师就此负责教会的工作。1896年,教会在忻州北地建立支会,马牧师(威廉斯.麦可拉奇)同年来忻州协助圣工。至1899年,南关村、奇村、庄磨镇已有浸礼会支会,需要更多的传道人员,总会又于同年先后派来燕教士(西尼.恩纳尔)和任教士(女,贝茜.雷诺)。十几年来,邸牧师培训了十余位本地传道人和助手,与英国传教士们合力兴旺福音。

     在忻州传教士中,邸牧师夫妇是最年长的,但他们殉难时还不到45岁。邸牧师早年失怙,是在伦敦孤儿收容学校长大的。还在少年时代,他就立志要将福音传给远方的异族之民。经过三年大学训练,又经过两年的医药和外科训练,他被浸礼会派往刚果传教,但两年后他因四肢麻痹而被送回英国治疗。康复后,医生不准他回刚果,他就申请到中国来。邸牧师和身为护士的未婚妻威廉斯小姐于1884年年底结婚后,转年春天就来华宣教。前两年在太原传福音,后来邸牧师夫妇到忻州医疗传道,圣道深入人心,教会兴旺起来。

     马牧师是苏格兰人,十六岁信主后,就积极参与教会的事奉。一次,他听到来华传教士回国述职时作的巡回演讲,中国就成为他魂牵梦绕的国度。大学毕业后,他成为英国浸礼会的传教士,1896年秋天来到中国。他以能向这世界上最广大的民众传福音为上帝给他的特殊恩典。而马牧师的太太克拉娜,从小就梦想成为传教士到异国他乡去传福音。她的父母先是不能理解她,认为是女孩子不现实的奇想;但成年后这个愿望更加强烈,父母也就转而支持她了。她与马牧师在上海结婚之前,已经在中国传教几年了。马牧师夫妇殉道时,都是三十出头。

     任教士来华的时间最短,才九个月,她却为此准备了很久。在向浸礼会申请成为传教士之前,她是家乡教会的主日学老师,每一堂课她都精心准备。后来,她又接受了传教士的训练。真诚且助人为乐的任教士已经开始随着邸牧师的太太,走村串户,向妇女们传讲福音和永生的道理。三十岁的她,传教生涯刚刚开始就结束了。

     燕教士也是忻州传教站的新鲜血液,他来华的时间只比任教士早了两个月。他和任教士都还在学习山西官话的阶段,在十里不同音的山西,这尤其重要。燕教士的灵性相当的好,他在任何境况中都能信靠顺服的祷告见证了他的信仰。殉难时,他才二十九岁。

     另两位和忻州教案相关的传教士是恩牧师(托马斯.安德伍)夫妇。恩牧师与马牧师年龄相仿,两人同年结伴来到山西。英国浸礼会在山西有两个传道站,一个在太原,一个在忻州。恩牧师留在省城,马牧师则到了忻州。恩牧师的未婚妻怀特小姐(汉妮.安德伍)也于1898年来到中国,与恩牧师成婚,同心合意地传扬福音。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对恩牧师的太太所知不多,只知道她自幼为孤儿,成年后献身于传道的圣工。

    庚子年六月初一(1900年6月27日),在新任山西巡抚毓贤的怂恿下,义和团在太原烧医院、毁教堂,抓捕传教士。当时,恩牧师夫妇刚好从太原府来忻州看望马牧师,躲过了那儿发生的义和团事变。六月初三,忻州传教站获悉太原传教站被毁的消息,邸牧师决定大家到忻州西南偏远山区的刘家山去避难。自此,八位传教士们(见图1)开始了长达二十七天的逃亡。六月二十五日,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被义和团发现了。六月二十九,传教士们被官兵捆绑着押回忻州,关在大牢达两周之久。七月十五日鸡叫以先,在城东门瓮圈内,传教士们被伏兵乱刀砍死。次日,传教士被掩埋于东城墙脚下。1901年办结教案时,将传教士墓迁葬于南门外西南一公里处,南关红塘沟南梁的宽阔高地,即“洋人坟”现址。1910年,英国浸礼会主席麦卡尔潘恩立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碑于传教士墓园。

     转眼一百零九年过去了,古城忻州啊,在你承袭着尧舜遗风的厚文积萃的黄土地上,在你的城关和周遭的乡村,曾经上演过这些真人真事的历史活剧,你要借着故人的遗迹给我们今天的人们以什么样的启示呢?

    (作者张海燕博士任教于美国普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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