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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信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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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关于童年时代的许多记忆中,有一个场景在电光火石般转瞬既逝的意识中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夕阳从窗户照进来洒在刚刚从一场梦境中苏醒过来的我身上,我翻转身子舍不得离开温暖的热炕。平时难得一见的外祖父正盘腿坐在炕的另外一边,手里拿着一本暗红色的书在读,他神情庄重嘴唇微微动着并不出声。我在一刹那的诧异中让自己从模糊的睡意里清醒,眼睛落在这个家庭里唯一的书本上……
      这是本《圣经》。
      这本书后来到了我的手中,已经是我的青年时期了。当初,我从这本书空白处看到许多英文批注,也不明白从未上过学的外祖父为什么能一字不差读出每一个字,直到了解了祖父的信仰和身世。
     上世纪二十年代,我的外祖父孤身一人从内蒙来到晋西北,也就是后来我出生的这座小城。由于家乡大旱,草场枯萎,庄稼欠收,我的外祖父在生活无望之下,逃离了自己的家乡。当时,来到这个陌生地方,站在只有几间商铺的街道上,四顾茫然,不知道该去哪里。“那时,我真是可怜,不知道夜里又要住在哪户人家的房檐底下”,外祖父回忆说。这时,在街道的旁边,他看到一个挂着十字架的院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那个地方会收留我,会给我一碗饭吃”,谈到这里,外祖父眼睛闪闪发光。他鼓起勇气扣响了大门……从那时起,一个由瑞典人开设的小教堂收留我的外祖父,他在教堂里洗衣,打杂,挣到了足够自己生活的报酬。逐渐安顿下来,然后娶妻生子。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八十年代初,我已经到了懂事的年龄。在熟悉家乡曲调中,我才知道在过去那个年代中,不仅我家乡人要“走西口”,就是到内蒙寻找生路;“口外”人也会走“口内”。我的外祖父就是走“口内”的典型,就是从内蒙来到内地找寻生活的出路。中国是个灾难频仍的地方,一有天灾人祸,人们就会逃到相对容易谋生的地方,其实就是流民迁徙。我在那曲《走西口》的曲调中不仅能够想象生离死别的悲伤,而且已经开始质疑生活的意义。
     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接受的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教育。在国家改革开放之初,接触到了一些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书籍,但主要是无神论为主的西方人本主义文化,哲学,文学,艺术方面的内容。我坚信,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的自我教育,在我的前面一定是一条光明的人生之路。在我阅读思考的过程中,我虽然有过一些对生命意义的质疑,但如同盲人骑瞎马,没有生命中真正的觉醒。直到现在,我清楚记得有一天,我偶然在一本科幻杂志中读到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说,在人类生存的这个宇宙中,有更高级的生命存在,而地球人不过他们圈养的动物。这个故事更像一个黑色幽默,对有的人可能一笑了之,而对当时的我,一刹那间却如同受了电击,我的身体差不多要垮塌下来。我一连几天无法恢复正常的生活,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是动物,我们所追求的生命价值观有什么意义?道德,理想,爱情,正义诸如此类的观念对人来说是多么可笑啊。那时,我虽然是个进化论信奉者,但我在用自己意识不到的方式质疑着进化论。
      那时,对于我外祖父的信仰我还无法理解,但我对他能识字读书充满惊奇。他这一生唯一读过的书就是《圣经》,他对《圣经》熟悉的程度是我现在所不能及的——只要从任意一页念出开头,他差不多就可以接着背诵下去。更让我惊奇的是,我的外祖父能读《圣经》,能识字,是被一个高鼻梁,黄头发,蓝眼睛的瑞典人教传会的。“冬天的时候,北方有很长的黑夜。那时,w牧师吃过饭后常常与我围着炉火一起读《圣经》,他用手指着圣经上的一段字读一行,我就跟着读一行……”。听外祖父这样说,我就一直在想那位瑞典传教士的样子,我想到斯特林堡——我在书上见到过这位瑞典作家的像片,桀骜不驯斜视着你,样子不讨人喜欢。但这位牧师一定是很和蔼的,不然怎么教会一个从小没进过学校的人读书呢?“这本《圣经》上的外国字就是w牧师写上的”,外祖父指着手里的《圣经》说。那时,我问了许多问题,比如,那些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他们做了什么?我外祖父回答的非常简单:是上帝要他们来的!要他们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中国人。那时候,学校的教课书告诉我,外国传教士来中国是打着宗教的旗号搞侵略。后来随着阅历的增加,我知道外国传教士给中国,带来不少好东西。比如现代教育,医疗卫生,慈善事业以及男女平等的观念。在外国传教士带入新的教育模式之前,我们没有公共教育,只有传统的“私塾”。基督教改教运动以后的新教,与教育有密切的联系,无论它们传到那里,都影响到学校的建成,对教育的普及造成很大冲击。我的父亲毕业于山西农大,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的母校曾经是一所教会学校,当时叫铭贤学校。庚子年间,美国欧柏林大学的传教士在太谷县被杀。太谷人孔祥熙留学德国,抛下哲学、神学学位,回到偏僻家乡传道、办学。他拿到欧柏林大学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山西基金,回老家创办了这间教会学校,开创农业教育,以纪念那位外国先贤。
    《圣经》与教育密不可分的关系,是我信主之后才明白的。我也由此明白了一个目不识丁的中国农民在一个外国传教士的指导之下能够学会识别汉字。像我的外祖爷这样的处于于社会底层的人来说,能够学会识字读书是一个了不起的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阅读《圣经》使他接受了所启示的信仰,支撑他在今后半个世纪的苦难生涯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不安中坦然无惧的生活下去。
      后来,我的外祖父把这本《圣经》送给了我。在以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这本书虽然没有离开过我,我也曾断断续续阅读过一些章节,但基督的信仰从来没有真正走入到我的生命当中。
      参加工作后,我在一个国企公司做普通管理人员。这个职工超过千人的企业原本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公司成员的来源大多是权力关系的结果,人浮于事,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经过十几年的工作,我总算成了这个公司“领导班子”的一员。2000年四月,我在一次车祸中严重受伤,不得不前后辗转几家医院开始了自己艰难而又绝望的疗伤过程。在近一年时间里,我有时间沉下来思考一些人生问题并阅读了许多过去想读而没有读的书。我甚至开始写作,以表明我对过去生活的拒绝与否定。我把写作当作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在文字的世界中我觉得我能够像卡夫卡那样与荒谬的现实对抗,我相信卡夫卡说的,写作就是祈祷,只是这个祈祷找不着对象。因此,常常陷入生命的虚无感中,又常常被罪咎感侵袭。用虚无来淡化自己的罪恶,因为虚无使人暂时摆脱责任的重负;又用罪恶抵挡生命的虚无,因为罪恶使人觉得生命的真实。这就是我当时心灵的光景,正如奥古斯丁所说∶“因为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的怀中,便不会安宁。

       2003年,我正在写一篇关于西方古典音乐之父巴赫的小文章。为了写好这个话题,我不仅阅读了一些巴赫的传记和音乐评论,而且听了巴赫包括《马太受难曲》在内的主要音乐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在当下中国浮浅的文化喧嚣和自我期许中,所谓“音乐大师”和“文化大师”的高帽在相互吹捧中满天飞。当我回头思索以巴赫,享德尔等西方古典音乐家的信仰传统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中国人的音乐创作和欣赏习惯难以融入世界主流音乐当中。事实上,我们与西方古典音乐最大的隔阂在于基督信仰的缺失。当我面对巴赫,享德尔音乐中对上帝的敬畏与无与伦比的崇高感的时候,我以一种文化崇敬的心理开始对西方文明的源头基督教发生了兴趣。当然,那时候我依然是个无神论者,当我重新拿起《圣经》的时候是以一种学习西方文化姿态来阅读的。我并且用我一知半解的文化知识写过一些关于《圣经》的读书笔记发在网络论坛上。现在回想起来,我在那些时日中是何等的愚味。在2004年的一天晚上,我偶然在一个基督教网站上看到了远志明的《十字架在中国》纪录片,接着,我又找到并听了远志明,张伯笠等海外传道人的福音见证。在那一刻,我所有依靠自我意识和文化知识建立起来的理性坍塌下来;在那一晚,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祷告,求神接纳我,成为我生命的主和救主。我现在才知道,神用何等奇妙的方式把我从黑暗和愚昧中拯救出来!
       当我回头看的时候,在我生命的历程中主给了我最大的管教与带领,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因他们的不顺服四十年徘徊在旷野之,不得进入迦南美地。从我看到第一本《圣经》,平生见到第一位基督徒(外祖父),在网上第一次听见讲道,主是何等奇妙的带领我。我是在互联网上最后被神得着的——“神的灵运行在网络上”(王怡语)。我被得着,原来不是因为我“优秀”,而是因为我地地道道、的的确确、完完全全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在四十年的生命挣扎中犯下的罪是远不能用言语形容的,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我绝望,甚至沉沦了。但我真的明白,主的恩典是够用的。你要把自己完全交出去,不要再为虚荣挣扎。我的内在黑暗和愚昧,我的不为人知的污秽,以及太多的过犯乃是世界所不知道的,但靠着爱我们的主,这滔天的罪行被遮盖和赦免了。我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我相信主决不弃我如孤儿,我相信圣灵与我同在,每日更新我,我就有信有望有爱了。当奥古斯丁把大卫的悔罪诗(诗篇51)挂在床头每天诵读,他心里说“我现在要回述过去的罪行和灵魂的纵欲腐败,并不是因为我还迷恋它们,而是为了让我能爱你,噢,我的神”(《忏悔录》)。我也开始理解保罗为什么那样恨恶罪:“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3:10-12)。保罗坚决强调人的普遍罪性和不可救药。强调因信称义,因为他也是从罪恶那里出来,不希望自己和别人重新回到埃及去。若非信,靠我们的行为,每个人都该在地狱里,这是极其公义的。而即使这信,也是来自神:来自创世之前神的拣选,来自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寻找我们这些失丧的人。
       “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这就是我所信仰的基督教,是神找人,不是人找神。“他灭绝了智慧人的智慧,废弃了聪明人的聪明”, 他“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但“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基督教所信的是创造天地、又真又活的上帝。这位上帝是温柔慈爱的上帝,也是圣洁公义的上帝。我们因为犯罪与上帝隔绝,无法靠自身的努力完美地遵行上帝的律法,从而与上帝和好,在上帝面前称义。上帝本来可以任凭我们在罪中灭亡,但却因着他自己的美意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亲自为我们满足了上帝的公义,承担了我们因罪当受的刑法和苦楚,使我们可以借着信靠他,罪得赦免,与上帝和好,从而生活在上帝的大爱中,与上帝有活泼的生命的关系。
        上帝确实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虽然我们不能用肉眼看见他,但我们却可以用心灵去经历他,并在实际生活中亲证他的同在。现在,我要说,有主的日子真好。真是奇妙!不知为何一信主的话,平安就临到心里,任何烦恼焦虑都没有了,那种透明、平和而澄澈曾让我想通过自我意识企图达到的境界在瞬间就达到了。实在是人心所不能想不能测的!主说“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且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直涌到永生。”自从读到这句话我就再也没有口渴过,常感到满口生津。耶和华说“你归向我,我就医治你”,我的父母在十几年前因脑血管意外在同一个月之内丧失了工作能力,几十年之间,为医治身体花掉了一生的积蓄也没多大好转,在我信主之后,我每天都求神医治他们,神听了我的祷告,没因他们年老体衰增加他们的病痛,而是让我的母亲强健起来,我的父亲除了以前的后遗症以外,连头脑热也很少了。圣经上说“尝过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其甘甜胜过蜂蜜,而且是越来越觉得甘甜,心里发出由衷的感谢和赞美:一扇怎样全新的门在为我打开啊!
        我自己以前是何等的骄傲。认为信神不过是没文化,没知识的人才会做的事。觉得西方哲学文学,艺术,中国诸子百家才满有智慧和丰富。但现在回头来看,我读得多,知道得多,也无法改变我罪的本性,不会让我更有爱心。就像奥古斯丁这样在基督教第一千年时代里最卓越知识分子,也会妒嫉那些单纯信仰的基督徒——他们能够靠主过一种得胜的生活,而学识再多的他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欲。“读书多,身体疲倦;著书多,没有穷尽”(传道书),知道又怎样呢?没有更多的意义,没有更好的答案。除了可以换世俗的名利,还有更多的意义吗?
       现在,我相信神的话,神的话就是最简单,最明白的话。一听神的话,心里就升起了源源不断的喜乐、盼望和力量。像初生的孩子,看什么都欢喜,看什么都新奇,看什么都希望,我渐渐明白什么叫“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
       当然,不是说信主之后就一劳永逸,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相反,信主之后会经历更在的生命中的挣扎,需要不断的与自己的罪争战。我知道我信主之后仍然是“蒙恩的罪人”,我同样会生气,会沮丧,会妒嫉,会骄傲,会虚荣,会贪爱钱财,爱慕女色。但因着上帝爱与话语的光照,我已经成为“新造的人”,若不是新造的人,我们又会在劳苦愁烦中打转。现在,我可以更安静,更宽广,更喜乐。
       世人呐,我们的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诗103:8),唯愿更多的人归向他,在基督里得享丰盛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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